清了。

他把从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，称为“华夏旧 文明”，认为周灭商后，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，并抹去 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，从而开创了和平、宽容的“华夏新文明”， 其影响延续至今。这一大的历史认知，构成了此书的立论基础，“翦商”， 则是关键性的切入点。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。

他的不少提法，鞭辟入里，一语中的。比如，“甲骨文是标准的 ‘男性文字’，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 文字。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，部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 空见惯，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。”（第212页）“商王需要直接 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，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，而商人 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（自带装备）的任务。所谓：‘国 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&039;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。”（第 223页）“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，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。…… 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，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，与极端 宗教行为保持距离，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，所谓‘敬鬼神而远之 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。”（第15页）“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, 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。商人直率冲动，思维灵活跳跃，有强者的自信 和麻木；周人则隐忍含蓄，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，总担心尚未出现 的危机和忧患。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。≈ot;（第484页）“周 人谨慎，谦恭，重集体，富于忧患意识，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 品格。”（第542页）“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，是神权退场，这让 中国的文化过于‘早熟‘；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，是贵族退场, 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‘早熟’。≈ot;（第573页）

李硕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，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，已达娴熟 的程度，注释与用图，都颇为讲究。说到这书的专业靠谱，还可以再 举几个例子。

关于人祭风俗退出历史记忆，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逐渐、自然退 场的。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，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，到晚期已很少了。 代表著作是著名学者黄展岳的《古代人牲人殉通论》，该书介绍了殷 墟三座多人祭祀坑，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。但李硕告诉你，“查 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，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，一座时期不详, 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”。（第1页）

对二里头遗址浮选碳化粮食颗粒的统计，稻米“意外”的多，近 50,而一般认为，华北地区的农作物应当是以旱作的粟（小米）为 主的，故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植物考古学家也认为“在黄河中下游地 区的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属于异常现象”，推测 除自我种植外，还可能是从外地进贡而来的。我们对此不置可否，李 硕则穷追不舍，他指出了其中的一个bug （缺陷），就是植物考古学 家在给出浮选结果时没有称重的报告。而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 量差异很大，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，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 非粒数。他进而引进了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——“千 粒重”（在学界，这个概念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且未引起重视），指出 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，如是，稻米折合重量占比可 达845,水稻也就绝对是二里头人的主粮了。不能不说这一观点是 持之有据的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又推论道，“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‘大 萧条‘中，新著-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，甚至建立华夏第一 王朝，水稻是重要原因”（第42页），这当然可备一说。

你看，他钻进去了，绝不外行。

此外，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。譬如， “西周之后，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‘创世纪‘，比如 黄帝和炎帝，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，造成了很多混乱。”（第 287页）“到春秋，后人又创造出了更古老的、《诗经》里没有的尧和 舜，于是，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，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……以现代学 术标准看，《尚书》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，如尧、舜、禹及夏朝，都 是不可靠的，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，如《盘庚》 （第304页）“赐弓矢和斧钺并授予征伐之权的做法，并不见于商代的 甲骨文和金文，更像是西周以来分封制度的规则，甚至是春秋时期周 王室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等‘霸主’的授权。……这种春秋时人的观念 传到战国和秦汉以后，成为书写文王和商纣故事的母题。≈ot;（第436— 437页）针对《史记殷本纪》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“炮烙之刑”， “纣乃许之”的记载，李硕的评价是：“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, 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。≈ot;（第437页）如此种种，都颇有“古史辨”之 遗风。

至于“大禹治水”系改造湿地、开发稻田说，二里头宫殿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