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308节（1 / 4）

其实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对于温州的经济发展，姓社姓资的议论一直很激烈。1989年风波以后，关于温州的争论更加公开了。又有人写信给中央，说温州模式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。于是有了第二次的中央调查。这次是□□研究室的黄家全、李小明两位同志下来。我陪着他们调查了八天。调查结束时，他们向我透露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有人举报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的模式，说温州“妓女满街走，赌博到处有，流氓打警察，党员信菩萨”，出门的时候，老婆还特地提醒说，你要小心！那边妓女、流氓很多啊！过来看了后觉得温州蛮好的，不像举报信上说的那样。第二件事情是，黄家全说，老宋啊，你这个股份合作制非常奥妙！股份合作制这样看也可以，那样看也可以，你温州今后要重点发展起来。一是可以讲是增强集体经济；二是给了农民群众实际的利益。

后来他们回去，写了一份《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》，报告明确地肯定温州模式不是资本主义，并建议温州今后要重点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，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研究，从法律和政策上予以解决。总理看了后，对股份合作制企业十分感兴趣，要求进一步调查。我们又写了一份“补充报告”。总理阅后批示：比上一次调查已深入一步。股份合作加强管理很有必要。

股份合作制：公私兼容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个体私营企业很吃不开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总是先受到打击。1989年下半年，北京、上海的国有市场和大商场，本来有许多温州人在开店、承包柜台。由于政治气候和企业性质问题，大部分温州人被赶出来，不让经营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说，我们商场都是国营企业，要姓“公”的企业才能经营。这些温州人只得灰溜溜地回来。我得到消息后就去了解。被赶回来的人诉苦，别人说我们温州都是个体、私营企业，不愿跟我们合作。我就问，要怎么样的企业才能合作？集体之外，合作制也可以，只要属于公有制的都可以。那好，我们这个股份合作制也是合作制！1989年11月的时候，我们召开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会议，会议着重讨论，股份合作制它既不属于一般集体制，也不属于完全股份制，而是一种新的合作制。当然，所谓“规范化”，就是统一规定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是集体（合作）。这个会议开了以后，有的地方反应很快，如永嘉桥头工商所，重新发了“集体（合作）”的营业执照。新执照一拿到北京，北京人很开心，直说很好很好。后来大批的温州人又回到北京，进入大商场去了。

为什么要在集体后面加“合作”呢？当时企业性质分类没有股份合作制这一名称。因为没有，所以跟人家不好说，工商部门不好登记。同时，加上一个“合作”，也与一般集体加以区别。这样搞，不是故意编造起来的，为了使股份合作企业从无序向规范化发展。这也是从实际出发，打下擦边球。

温州成为试验区的时候，我们专门成立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试点工作小组。根据全市规范化的部署，苍南县派工作组去桥墩啤酒厂，帮助这个厂搞管理，组织制度建设，并以桥墩啤酒厂为蓝本，然后弄出二十条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章程。1990年国家农业部颁布《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》，附了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章程，就是参照桥墩啤酒厂的。1990年后，温州全面开展企业股份规范活动。1991年7月15日到21日，这是段特殊的日子，全国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研讨会在温州召开，到会有全国各地代表、专家学者180多人，集中讨论温州股份合作制的事情，结果认定这个模式是一种企业制度创新。就这样，温州的股份合作制走向全国，影响各地。

多开几家店

周秋萍自己也是头回搞合作制, 规矩自然摸索着来。

现在没智能手机搜索引擎，上网一搜啥都跳出来。现在跑去温州查资料肯定不现实，最好的方法便是找人问。

吴康出面请那几位温州商人的客, 仔仔细细地询问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到底怎么搞。

温州人擅长社交也出了名, 即便是萍水相逢，人家也事无巨细, 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说得一清二楚。

曹敏莉和苏珊原本在和中人谈商铺, 这会儿也竖起耳朵听。苏珊奇怪周秋萍为什么会突然间对股份合作制如此感兴趣。曹敏莉却心中有数了，这位周同志，是想曲线救国啊。

真应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：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她笑着摇摇头，继续询问中人：“这店铺周围环境怎么样？”

周秋萍和吴康榨干了温州商人肚子里关于股份合作制的货，又叫上卡拉ok房的服务员领班和后厨负责人等部门头头，简单说了下这事。

“有一条, 为了店里的正常运转, 大家吃干红但不能干涉日常管理。要是后面感觉不想干, 可以退股，但只能卖给我。我会按照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算钱。比方说投了一百块, 过了两年觉得不行, 要把钱拿回去, 银行两年定期存款多少钱我就掏多少钱。”

领班和后厨负责人都暗自松了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