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节（3 / 4）

的大事业。只不过，丰功伟绩的背后，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。

祸乱之源，从此埋下。

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。他只觉得，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，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。看来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只要他想，那就能。

因此，他还要北狩。

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，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，历时也近半年，路经今天的陕西省、内蒙古、山西省和河南省，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。[30]

天才发明家宇文恺，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。前者是巨大的帐篷，可以举行国宴；后者是行走的宫殿，能够容纳数百人。而且，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，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。

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。行殿的外围是行城，行城的外围是铁骑。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，并行走在路途中。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？全都拜倒在地。[31]

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。

隋炀帝仍不满足。大业六年正月十五，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。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，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。街头巷尾张灯结彩，莺歌燕舞通宵达旦。为了招商引资，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，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。

结果一个胡商问：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，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，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？

中国商贩愧不能答。[32]

隋炀帝却不管不顾，继续不停地折腾，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。结果，一征高丽，山东农民反；二征高丽，杨素之子反；三征高丽，三巡突厥，全国皆反。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，可就不是南巡，而是逃命了。

剩下的问题，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。

那个昏夜

的确，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。

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，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，简直一刻都不消停。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，比如，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，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，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。就事论事，隋炀帝并无可指责。

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。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，而且急功近利，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，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。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。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，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。

帝王苦竭生灵力，大业沙崩固不难。[33]

隋之亡，即因为此。

显然，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，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，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。比如，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，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。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？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？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，至少可以喘口气。[34]

那么，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？

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，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。试想，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，那么请问，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？尝鲜吗？猎奇吗？

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，他们更倾向于认为：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，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，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，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，功追三皇，名超五帝。[35]

但，唐太宗也得位不正，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？

解释是：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，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，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。同样，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，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。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，一意孤行地征高丽，就是证明。

唐太宗和隋炀帝，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。

那么，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？

唐太宗肯定是。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，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，才夺得皇位的。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，但唐太宗骨肉相残，得位不正，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（详见下一章）。

隋炀帝却未必。

跟唐太宗一样，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。太宗有哥哥李建成，炀帝有哥哥杨勇。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，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。按照“立嫡以长”的宗法制度，皇太子只能是杨勇。

然而最后继位的，却是杨广。

而且，登基的当天，杨广就杀了杨勇。

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，隋炀帝得位不正。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，立他为太子的。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，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